牧羊人讀書筆記 (朱敬一)

• 我們這一代親身參與了數位時代的建構， 下一代卻容易形塑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谷歌之手」的知識與智慧的失落的一代。 (p.11)

• 一旦某人想要 master the rules， 我認為十之八九他已經沒有改變規則的野性與衝動。 想要孰悉規則的人， 通常再也難以改變規則。 (p.19)

• 讀書不是為了「有用」而讀， 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 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 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 幾十年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 名之為「不住相讀書」。 不住相讀書， 就自然而然能夠孕育涵養。 (p.21)

• 拼命閱讀「如何寫作文」， 反而對作文沒有幫助。 (p.29)

• 《金剛經》說：「菩薩不住相布施， 其福德不可思量」； 牧羊人說：「外交官不住相讀書， 其功效不可思量」。 (p.29)

• 在我們旁觀者眼中， 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一方餵罩門給另一方打」一樣， 消暑解渴。 (p.36)

• 「書法」所築基的繁體中文， 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 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 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 (p.38)

• 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 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績與成長。 (p.41)

• 電影《一代宗師》有句對白：功夫， 兩個字； 一橫一直。 我認為「人文學者」也就只有兩個字：或通或滯。 余公之後， 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 要彌補這個空檔， 絕對不是獎勵問題， 而是教育問題。 (p.42)

• 基本上， 要成為大學者， 都要有頗長一段時間「極為專注」地投入研究。 那種專注， 幾乎是到了完全不旁騖其他的地步。 (p.46)

• 數學大師也不是一開始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還是要摸索、嘗試、犯錯、修正。 (p.47)

• 如所周知， 所有一門深入的專注， 都不利於因應環境劇變。 遍地開花的龐雜， 卻往往恰能找到環境改善下的因應之道。 (p.52)

• 功夫， 是在「合乎物理原則」的前提之下， 做出凌厲的攻擊或是靈巧的防禦動作。 (p.57)

• 任何一個功夫門派的所謂大師， 想靠格鬥獲勝而取得某種正當性， 我認為都已經誤解了「功夫」的意涵， 已然不足論矣。 (p.65)

• 我對於好餐廳的定義非常簡單：自己願意花時間、花錢去吃飯的地方。 (p.67)

• 我當然不是豪門巨富， 「花錢」吃飯是會痛的。 如果再加上時間， 那麼要求的回報當然更高一些。 (p.67)

• 牛排熟成靠冰箱溫控， 火候靠烤箱時間控制， 全是電子控制的機器。 烹調至此， 不是科技業嗎？ (p.68)

• 現在完全著重肉質沾海鹽的吃法， 像是舊石器時代的品味； 真抱歉， 我不太願意「付錢去體驗舊石器時代」。 (p.68)

• 坊間又興起另一個歪風：所謂創意料理。 我們這種做研究的人最清楚：天底下哪有那麼多創意？ 於是， 上主菜端上臉盆大個盤子， 上面一小片杯口直徑的肉， 上緣配一根乾癟樹枝， 盤子上撒上幾滴由小漸大的、嚐之像是油膏的黑點。 這是創意？ 也許我台大待久了， 直覺上這是「研究創新造假」！ 這種西餐， 我不願意「付錢配合造假」。 (p.69)

• 有些歌， 大概某人唱過之後， 別的歌手就不敢唱了， 因為「自嘆不如也」。 (p.69)

• 從這個角度來看， 生物的演化過程真的很像經濟學的分析。 (p.77)

• 今天存在的物種， 都是「在追求淨繁殖率極大， 但是長期淨繁殖率是零的」。 這與完全競爭均衡所描述的「廠商追求利潤極大， 但均衡利潤為零」， 不是很像嗎？ (p.77)

• 大部分的「智慧」， 都是動物在年幼時期培養出來的。 所以年幼期間長， 是該動物長大時能夠擁有高智慧的關鍵。 (p.79)

• 停經的母性生物從天擇的角度來看「根本沒有存活的價值」， 所以生物界不應該出現停經這種現象。 (p.80)

• 「停經」的祖父母仍有繁衍的價值， 因此停經並不會在演化中被淘汰。 (p.80)

• 演化生物學鼻祖漢米爾頓早在四十年前就指出：「生物的死亡率應隨其剩餘繁殖力之下降而上升。」 這就是一般所謂「老化」。 (p.81)

• 如果人類的幼年期有十五年， 十五歲起開始有繁殖能力， 則對父母而言， 最浪費的死亡模式是「十五歲死亡」， 而最節省的死亡模式是「新生兒死亡」。 (p.83)

• 當代演化生物學的共識是：要解釋公孔雀的大尾巴， 必須要仰賴「訊息不對稱」的均衡理論。 (p.85)

• 在演化過程中， 一個能夠讓強壯孔雀凸顯其真正強壯的辦法， 就是「呈現弱點」。 (p.86)

• 我的笑話是譏諷性的， 但是在開放的笑容與餐敘的禮儀包裝下， 看起來純粹是玩笑。 (p.90)

• 通識教育大師哈金斯 (Robert Hutchins) 曾經說， 通識教育的核心概念， 就是延伸貫穿； 貫穿時間、貫穿地域、貫穿科學。 (p.93)

• 我認為， 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 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 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 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 最後的研究結果若流於淺窄， 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 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主義。 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餖飣雜文、一鱗片爪的芝麻結論， 憑什麼成為思想、信仰、力量？ (p.94)

• 有時候在學術界， 你得創造一些炫酷的名詞， 諸如「父權自由主義」。 即使這個名詞邏輯不通， 它只要音韻合拍、容易引起討論， 就有搧風點火的功能。 創造名詞的人因此成就了一家之言， 其他的考量， 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p.95)

• 一般而言， 歹事歹念經常源於當事人的相對挫折， 或是難以在既存制度下出頭的「積怨」， 只好透過某種偷搶拐騙的手段， 去達成某些壓抑在心底的目標。 (p.104)

• 畢竟， 「魯蛇」二字， 絕對只是同輩比較的結論， 與數百年來歷史有什麼變化， 完全沒有干係。 (p.105)

• 特權研究的問題是：別人沒有辦法重複， 或是很難複製， 以驗證或是反駁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 兩位學者也許沒有壟斷資料， 但別人真的很難有機會駁斥其結論。 科學哲學家波普爾 (Karl Popper) 說， 科學就是提出「可被檢證或棄卻的假說」。 B&D 這樣的研究， 是否能符合科學的要求呢？ (p.117)

• 該雜誌評論文章最後提到：「經濟學家根本解決不了貧窮問題； 也正因為他們解不了貧窮問題， 所以他們才有那麼多『貧窮研究』可以做！」 (p.118)

• 古人說，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 照《經濟學人》的批評， 反而是一人得獎， 經濟學界卻被看扁了。 我想 B&D 得獎的真正傷害， 正在於此。 (p.118)

• 遺產贈與稅的理論基礎改有以下三種： (p.121)
  • 保險機制：遺贈稅像是子女世代立足點的資源重分配，是子女輩在「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情況下的一種「保險」機制。所謂「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是羅爾斯 (John Rawls) 「無知之幕」的觀念，在這裡非常適用。
  • 矯正資源配置：家庭財富與子女能力通常相關性不高，故我們常見富二代無效率地揮霍，而窮二代卻有能力者徒呼負負。
  • 合乎動態公平：哲學家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指出，動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多回饋努力、少獎勵機運」。

• 網路上一則笑話：富二代經常被人誤認為孤兒， 因為他們動輒問別人， 「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p.122)

• 坊間有所謂「遺贈稅率調降到百分之十， 才能收到較多稅收」， 以此去合理化百分之十的稅率。 (p.123)

• 看看二○一九年的香港「反送中」衝擊， 台灣能夠沒有國防嗎？ 台灣適合與香港比嗎？ 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 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 應該是十七％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 故有調高之議。 (p.133)

• 為了內外資稅差區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 是捨本逐末， 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占比高的大富豪。 (p.137)

• 「為理念，吾其被髮左衽矣。」 (p.139)

• 有錢家戶的致富來源是土地與股票， 而不是靠工作賺來的薪水。 (p.143)

• 過去二十年， 台灣的所得不均跟財富不均都在惡化中， 也驗證了「富者越富」的趨勢。 財產多、賺得金額多， 沒關係； 但是財產多、「報酬率」高， 就有關係。 造成「不公平」最大的關鍵， 還是報酬率跟租稅政策。 (p.148)

• 民族主義者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同源、種族同根， 不允許同族同胞自外於中國。 而拒絕「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就是「自外」的開始， 當然不能接受。 (p.172)

• 媒體分析， 卡麥隆首相的表態在憲政體制之下不但沒有意義， 甚至也許還有反效果。 (p.173)

• 民主不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決策要循一定的程序， 民主必須是指「每一代」人民實踐憲政程序的意志不受扭曲、不被壟斷。 如果老祖宗的決定可以約束我們這一代的決定， 說我們「不能做這個、不准選那個」， 那麼我們現在就沒有真正的民主。 (p.174)

• 舉例而言， 「終極統一」或「終極XX」的論述， 就限縮了未來子孫「不要統一」或「不要XX」的民主選項。 這樣限縮未來世代民主選擇的訴求， 不符合永續民主的理念， 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p.176)

• 習近平主席所定位的一中各表示「兩岸同屬一中， 謀求國家統一」， 這顯然是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 (p.177)

• 兩岸之間的根本差距在於「民主」， 而不是「民族」。 (p.178)

• 政經學者何泰凌 (Harold Hotelling) 與唐斯 (Anthony Downs) 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 普選的關鍵字就是「中位數」。 (p.183)

• 拔尖是追求極值， 中位數是呈現平庸， 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 這是邏輯矛盾、緣木求魚。 (p.184)

• 普選或是任何曝光候選人的假遴選， 德高望重的清流之士都會望而卻步， 這就是反向選擇。 (p.186)

• 就資安而言， 我比較接受「理性主義」。 通常， 我們經過暗巷， 看到兩旁遊手好閒的兄弟覬覦的眼神， 就足以判斷「那個暗巷不太安全， 要避免經過」。 大概沒有哪個白癡要「親身經歷一次搶劫， 被狠揍一頓」， 才能判斷暗巷安全與否。 (p.197)

• 一九八○年代北京流行這樣一個笑話： 某個丁字路口， 向右路標指通往資本主義， 向左指通往社會主義。 柯林頓到了路口， 毫不猶豫右轉； 葉爾欽到了路口， 考慮了一下， 還是向右轉； 鄧小平南巡也經此路口， 他下車把路標對調方向， 然後右轉。 (p.203)

• 整體而言， 俄羅斯的貧富不均遠比中國嚴重， 這也是《世界不平等報告》一書呈現的結果。 (p.207)

• 小鄧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案， 後來就逐漸成為中國的「試點」。 (p.208)

• 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極權國家的集體主義， 其國家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是誰來決定這個目的？ 所謂摸著石頭「過河」， 河的對岸是什麼？ 如果集體主義在邏輯上就定義不出對岸， 那麼怎麼過河， 又有什麼差別呢？ (p.209)

• 《金剛經》一段話！「汝等比丘， 知我說法， 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p.210)

•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沈恩 (Amartya Sen) 在其著作《正義的理念》中說， 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大規模的饑荒。 原因是：糧食其實是能引進的、夠賑災的； 只是極權體制的種種僵硬， 使得糧食偏偏就是到不了飢民手上， 而且此種體制僵硬無從修正， 所以才會產生饑荒。 (p.212)

• 這種「家境富裕、精神失常、不肯服藥、暴力傾向」的僵硬症候群， 才是柯林頓把中國引進 WTO 的關鍵錯誤。 (p.213)

• 對中國而言， 經濟成長只是麻痺人民、令他們在舒適生活下不致反抗的鴉片。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毛澤東所寫「為人民服務」五個字。 但那是狂犬病患者的深夜囈語， 與極權統治的現實差距十萬八千里。 (p.214)

• 報酬遞增就表示「現在占優勢的， 未來就更容易占優勢」。 (p.235)

• 老美討厭老共高姿態作弊， 居然還冠冕堂皇喊出個「中國製造二○二五」的口號， 但是又沒有辦法依現有 WTO 規則提起控訴， 所以就說：「你作弊就作吧， 但是不管你作弊完之後生產出來任何東西， 我都把你課稅課到痛。」 川普政策的白話文， 就是這樣。 (p.237)

• 只有在單一問題面向， 才有所謂「選邊」； 或東或西、或戰或和之類。 但若問題面向有七、八個， 「選邊」就是個不當簡化的概念。 (p.240)

• 我們不能只要求交往， 而不談交往的「條件」。 (p.245)

• 美國：「老弟， 我忙著在對付反恐與中東， 希望你不要在東亞給我惹麻煩」； 中國：「老大， 只要台灣別刺激我， 我就不會招惹你」。 (p.248)

• 在這樣的默契下， 老美定下「秩序」要台灣依循， 而這個大秩序之下， 台灣可以適度折衝， 甚至左右逢源， 做到「尾巴搖狗」的地步。 (p.248)

• 二○一○年有「阿拉伯之春」事件：不識彼此的阿拉伯民眾透過手訊息呼朋引伴， 成功串連， 發動了幾十萬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居然就把獨裁政權推翻了。 (p.257)

• 「六月四日」敏感， 於是有人發明了「五月卅五日」作為暗語， 結果沒有多久也就被網軍發現、查禁。 (p.258)

• 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 是一個「分配」問題， 不是一個效率問題。 (p.278)

• 提升效率與改善公平是兩個平行議題。 當台灣官員說簽某個協定「利大於弊」時， 其實根本沒有回答受損抗爭者的問題。 提升效率的定義就是指整體利大於弊， 而這背後就必然有人受損有人獲利。 (p.279)

• 自由競爭的市場雖然卻能提升效率， 但是國際貿易市場卻從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 (p.279)

• 在資本主義興起的兩百多年時間裡， 勞工往往是被資本家壓迫的對象。 資本可以跨國移動、資本家可以與政府高官眉來眼去、資本家對勞工條件有壟斷能力， 但勞工卻完全沒有資本家的這些條件。 (p.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