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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陳虹在王府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麼地方？那麼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流滿面地走來。這情景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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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測是什麼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無人的悲哀！這和你一個人躲到衛生間去哭是完全不一樣的。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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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小說裡的人物，都是我敘述中的符號，那時候我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只要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就行了，敘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呼喊語細雨》，我開始意識到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且他們的聲音遠比敘述者的聲音豐富。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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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其實就是源源不斷地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那樣，因此生活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認為的要豐富的多。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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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寫作中碰到的困難，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可是會陰差陽錯地要了作家的命，甚至會讓作家感到自卑，感到自己再也寫不下去了，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可是後來他會突然發現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問題，隨手一寫就解決了。就像是抱著孩子到處找孩子，戴著眼鏡到處找眼鏡，就是這樣的困難，會讓作家寫作的過程愈拉愈長。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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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確立前其實就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困難，寫作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和它們相遇的過程，不斷地去克服它們的過程，最後你才會發現一個完整的敘述成立了。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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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他肯定要到他的生活中，他的記憶中，他的感受中去尋找一種把握，使他能夠在寫這些東西時有膽量把它寫下來，否則他就不敢寫。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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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組成這些故事的命運，組成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的那些細部，都應該是他知道的，否則他就不會寫出特別的感受，就是瞎編而已。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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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記憶，它們能成為一種基礎，而現在的記憶可能只是作為一種延伸而已。我也一樣。我童年的經驗對我來說是一種基礎，我昨天的經驗只是一種延伸。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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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經驗或者說過去的記憶，假如沒有今天的經驗或記憶，或者確切地說，沒有以後的經驗或記憶去重新把它們尋找出來，那麼過去的經驗或記憶只是在沉睡，是永遠沒有意義的。我通過後來的經驗和記憶，把它們重新找回來了，顯然就有了新的意義，但是它的這個基礎是不會變的。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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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童年基本上是抓住了一個人的一生。他的醫生都跟著它的童年走。他後來的所有一切都只是為了補充童年，或者說是補充他的生命。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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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發什麼聲音，你們不就是我編出來的嘛！你們都是我的世界裡的人物，我就是法律的制定者，我不需要你們討論通過的！我說的就是標準，我把這個字說錯了，你們誰都不能說把它說對。就是這樣一種關係。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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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我的生活有關。因為我的生活，並不僅僅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經歷，它還有想像，有欲望，有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這些都組成了我的生活。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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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作家敘述簡潔的時候，這個細部就顯得尤其重要，但你又不能把這個細部鋪滿，鋪滿就是囉嗦了。就是說，到了關鍵的時候，所謂的細節，就是在一個恰當的時機，在一個恰當的位置，增加了那麼一點東西，而你發現它不是多餘的，這就是細節。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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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一再地強調，對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準確，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想寫的東西，用一種最準確的方式表達出來。那是最能夠感人、最能夠吸引人的一種手段。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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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都是在創作談裡談他是如何改變的，其實他是沒有變化的。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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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隨筆裡面寫的那些作家個個也都很絕望，不絕望的作家我幾乎是沒有認同感。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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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想像力，並不是說我寫一個荒誕故事就是想像力，想像力是我的生活中確實沒有經歷過，我是在虛構這個人物，而這個人物又是那麼的準確。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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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了那麼多年以後才真正知道一個道理，就是你用一種最誠實的方式去寫小說是最困難的。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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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作品都有很多敏感的部位，它們決定了整個小說的內在力量。有些作家沒有意識到，所以就扯開了；有些作家沒有信心來寫，所以就繞開了，或者輕描淡寫一下了事。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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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敘述，當一個人物出現以後，他會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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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學裡的文學教學，不是在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而是在培養學生的理論能力。這個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理論能力是以後自己可以慢慢培養起來的，但是閱讀的能力很重要，我在很多學校都對學生們說：要堅信自己的閱讀感受，不能人云亦云。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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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讀者與一本書相遇是需要緣分的，有些時候是緣分未到，有些時候是緣分已過。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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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確實是一本好書的話，可能你還沒有達到與它共鳴的時候，所謂的沒有「達到」，並不是說你的閱讀的水準沒到，而是你的人生經歷、各方面的感受還沒有和它對號入座。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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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們還認為我是一個作家的話，那我應該告訴你們，我作為一個讀者比作為一個作者更優秀。正是因為我有閱讀和判斷文學作品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反過來又在寫作中把握了自己敘述時的分寸，這一點非常重要的。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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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時候，整個世界像是通過影印機複印到了你們人生的白紙上，你們長大以後所做的只是一些局部的修改，這兒修修，那兒改改，基本的結構和圖像是不會變的。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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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說，一個優秀的作家，甚至誇大一點說，一個偉大的作家，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把對話寫好。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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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對話重要的是看起來你好像是把對話寫得好，其實這是你對人物的把握，對這各世界的把握，這是非常重要的。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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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許三觀賣血記》的時候，我可以放開手寫對話了，然後我發現對話在這部小說裡起到兩個作用：第一人物在發言；第二敘述在推進。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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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一個外國文學的研究學者，當他介紹某一本書的時候，讀起來很有興趣，但是他評論某一本書的文章，讀起來就沒有興趣了。這是什麼原因？當他介紹這本書的時候，他站在一個讀者的立場上；當他評論這本書的時候，他站在一個學者的立場上。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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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最喜愛的一本書，未必是讀者最喜愛的，也未必是文學史最肯定的。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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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著那些農民到醫院裡來賣血。為什麼存在了那麼久的一個事實一直沒人去寫？作家並不是要發明這個世界上所沒有的故事，而是要把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已久的故事寫出來，因為它存在得愈久，它就愈有價值。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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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進入這樣一種瘋狂的狀態時，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快樂、幸福，現在老盼望這樣的時候能重新回來。不知是否能回來。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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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我們在街頭看到一個要飯的人一樣，我們都認為他非常苦難，但錯了；即使是街頭要飯的，他也有他人生中歡樂的東西，只不過是我們不知道而已，或者說他的歡樂和我們的歡樂不一樣。所以福貴有他的幸福，有他的歡樂，所以為什麼當我後來用第一人稱讓福貴自己來講述時就很順利地寫完了。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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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作家達到某一個高度以後，再往上走就不是才華了，而是性格。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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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本書裡想寫下一個國家的疼痛，也想寫下自己的疼痛，因為國家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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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其實和生活一樣，生活只有不斷地去經歷，才能知道生活是什麼；寫作只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麼。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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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沒有一部小說是完美的，總是有瑕疵存在，而且修改和增訂本身可能會增加新的瑕疵。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對待他過去的作品，正確的態度應該像對待文物一樣，保持它們的本來面貌。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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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自傳，也可以說都不是他的自傳。因為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裡都傾注了自己的內心情感和生活感受，來創造出不是作家本人的人物。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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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讀者在中國的社會體制裡生活過來，他們閱讀我的作品，只是感受到我寫出了他們熟悉的生活。而西方的讀者因為在不同的社會體制裡生活，所以他們總是對我作品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十分敏感，這也是很正常的。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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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以前寫作短篇小說所沒有的經驗，短篇小說篇幅太短了，我還來不及聽到人物自己的聲音，故事就結束了。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傾聽虛構人物的聲音，這是很奇妙的，寫作進入到美好狀態時，常常會感到筆下人物自己說話了。然後我意識到，虛構的人物其實和現實的人一樣，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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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讓我擁有了兩條人生道路，一條是現實的，一條是虛構的。有意思的是，當現實的人生道路越來越貧乏之時，虛構的人生道路就會越來越豐富，這是我為什麼寫作的原因。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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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作家，我知道小說是無法改變社會現實的，但是小說可以改變讀者對社會現實的看法，這是讓我感到自豪的理由。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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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包圍了我們，不需要去收集，因為它們每天都是活生生跑到我們跟前來，除非視而不見，否則你想躲都無法躲開。以前我有很多話想說，可是不敢說，希望別人替我說出來，後來我意識到，如果人人都像我這樣，希望別人替他說話，可能沒有人出來說話了，所以我告訴自己，想說的話應該自己說出來。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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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在面對歷史和現實時，應該使用小說的方式，而不是政治檄文的方式。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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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的語言經常需要與現實拉近距離，小說的語言是相反的，需要拉開距離。 (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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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是為了批判現實而存在的，可是文學又是以無處不在的方式批判現實。 (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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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賞《巨人傳》，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如果不想被狗咬著，最好的辦法是跑在狗的屁股後面。」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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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是不可否認的。暴力只是換了形式，它不再通過毆打。 (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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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是一個快樂的人，可是寫作時就變得憂傷了，如果有一天你們讀到我寫下了快樂的故事，那麼我在生活中可能是一個憂傷的人了。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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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並沒有創造中國的社會形態，只是反應了中國的社會形態。 (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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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讓我在現實世界無法表現的，可以在虛構的世界裡充分表現出來。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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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人是作家，作家善於虛構，當然這是開玩笑。如果作家有特別的責任的話，就是用虛構的方式表達現實的真實性。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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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這一切都包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只要將日常生活寫出來了，也就寫下了一切。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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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將憤怒用幽默的方式來表現會更加有力，看上去也是更加公正，而諷刺是表達幽默的直接手法，所以我寫作時總是讓諷刺進入敘述。 (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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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時，文化差異會帶來了認同和拒絕，而認同和拒絕都是理解。 (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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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乞丐也與時俱進，他們身上掛著二維碼，乞求過路的人拿出手機掃一下，用移動支付的方式給他們幾個零錢。 (p.276)